黨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已經吹響了建設文化強國的號角，提出了新形勢下推動中國文化大發展的戰略及思路。但幾個月來，我發現在呈現的文化發展狀況中尚存不全面乃至曲解之處，主要表現在：多元文化的中國，文化發展及策劃上更多地集中在文藝演出上，在不少省市的文化創意策略中竟用文藝等同文化；某些大中城市提出口號，要當好文化改革的排頭兵，要建成國際文化大都市，但縱觀其戰略至少未將城市設計融入其中；在中國現有幾大城市舉辦的設計節上，具有創意和文化內涵的建筑設計很少涉入，甚至有些地方竟錯誤地認為這又將給中國帶來一個文化基礎設施建設高峰，“假古董”建設又有苗頭，以致圓明園復建討論又提上議程……面對如此城市文化建設上的新問題，我認為有必要站在國家文化大發展的整體層面去解讀建筑文化與創意設計的地位與作為，不如此中國建筑設計與文化建設就將失去自信和話語權。
由紀念梁思成110周年學術活動獲得的啟示
2011年12月8日~9日在“紀念梁思成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論壇暨中國文物學會傳統建筑園林委員會第17屆年會”上，眾多專家結合中國建筑文化的世界地位、建筑文化的發展趨勢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及觀點。國家文物局原局長單霽翔以“20世紀遺產的搶救性保護”為題發表論述，在論及國內外關注20世紀遺產保護的理論與實踐后，特別強調了在國家倡導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當下，紀念梁思成先生誕辰110周年更有當代建筑文化意義。中國著名文物專家謝辰生在發言中引用了列寧的話“紀念偉大節日，應注意尚未完成的任務上”。他列舉了當前在城鎮化建設上文化及歷史信息遭破壞的現實，嚴肅地批評了國內部分城市要復建“古董”的作法，指出要從本質上理解“六中全會”的內涵，全面恢復已成歷史遺跡的項目及違反《文物保護法》的種種建設行為，同樣是“國恥紀念地”就不該再有“保護性破壞”行為，因為記住恥辱比懷念輝煌更重要，這些都是“六中全會”給國人留下的精神，不可曲解。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歷史所孫大章研究員認為，紀念梁思成就要學習他的精神。梁思成作為優秀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他的建筑文化觀始終圍繞社會、普惠公眾，所以在理解中國文化大發展時要有高度，要自覺將梁思成的建筑思想與文化現象融合在一起，不可錯誤及低層次地理解為“中國文化大發展的局面就是文藝大發展”。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朱光亞教授在發言中說，中國文化歷史上早已切入營造研究。中國建筑文化的奠基者朱啟鈐先生及其1929年成立的中國營造學社從一開始即包含著廣博的人文類文化視野，它既關注有形的物質遺產，亦不舍棄無形的文化遺產；既立足于國家的遺產保護，又將這遺產納入到中國文化與文化復興的種種實踐中。在2011年中央提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思路下，重審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等從高處著眼、從細致入手的，開放而又縝密的研究路線和方略，對于當今開展有目的、專業化的文化建設同樣意義深遠。這里尤其要說明的是，之所以中國建筑文化要在中國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僅源于城鎮化發展的迫切需求，更來自于城市文化與建筑遺產研究與保護的傳承、發展東方之路的需求。因此，由紀念梁思成先生誕辰110周年，我們獲得的文化啟示正如兩院院士吳良鏞所言：“梁思成先生早在創辦東北大學建筑系時就強調建筑文化，并不止一次地表達中國文化建設的企盼。他本人不僅是舊文化的批判繼承者，也是新文化探索的積極推動者。”所以，溫故會知新，迎接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不可能脫離建筑文化。同樣，中國文化要走向世界，更不能沒有建筑學人的偉大抱負及其作品、思想的東方意韻。
為什么中國文化大發展體系中建筑文化獨具魅力
文化部原部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王蒙先生在《北京的文化與記憶》一文中說“文化、文史都是一個積累和記憶的過程，沒有記憶就沒有文化”。文中，他列舉的大量北京城的記憶都有城市變遷問題，都有胡同及四合院作為背景。在這個文史記憶中，建筑的載體作用十分明顯。現如今，各類城市文化展涌現，但那些斑駁影像中的文化建筑顯影尤其令人關注，任何再崇高的文化理念，也要落實到城市現象、城市生活中。其中，具有本土文化的建筑令人難以忘懷，建筑在這里幾乎成為檢驗城市文化的標志。當下，很難設想一個城市、街區、社區的文化建設優與劣，可以拋開建筑文化不提。中國傳統建筑的毀滅與消失雖是舊話重提，但應再提及。據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結果，雖有些傳統優秀建筑已納入搶救和保護名錄，但城鎮化的推土機仍在蕩滌著它們。這里不僅有自然損壞及災害損毀，還有維修過度乃至翻新錯誤，更有地產開發拆毀、城中村改造拆毀、城市建設破壞拆毀等情況，突出地表現了城市管理者缺少文化自覺及文化保護意識。據衛星觀測，北京有四成文化遺產蕩然無存；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539座受保護的四合院已拆掉200座。再從當代城市規劃、建筑設計的一系列作品看，6~7成的設計作品屬模仿和“復制”。我一直在想，為何政府及學術界一再倡導“自主創新”，而設計界就不好好響應呢？本來，個性是設計的第一生命，為什么至今有那么多青年學子仍舊認為設計是西方的，中國根本就沒有設計呢？今天的中國設計界怎么了？本該因5000年文明而自豪，為什么缺少了文化自信，一定要讓大批外國建筑師（不少二、三流設計者）占據中國的城市市場呢？我認為，單就建筑設計這方面看，宿命式地被處于落后文化的國人，不應自卑自賤、自暴自棄，要在引進并借鑒西方設計師的文化時，亮出中國建筑師文化的底氣來。中國的梁思成、劉敦楨、童寯、楊廷寶、貝聿銘等無疑令國人驕傲，更在世界建筑界有一席之地。2011年12月初，我在杭州拜訪程泰寧院士。他以其近10年來的多個國內博物館設計，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他在中國建筑現代化的30年跨越，是其“立足此時、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建筑精神的一種深刻表述。他的一席話令我感觸很深，從中更悟到建筑文化的特殊使命：“……每一次設計過程都應該是一次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這樣我們也許會離思想文化遠些，但回過頭來會發現建筑與人文正在面前。”這恰恰是中國建筑設計文化要面向公眾、深入現場、服務社會大文化的真諦。
我以為，要真正讓建筑文化在中國文化建設中獨具魅力并發揮作用，要關注建筑文化遺產的現實發展，如：
一、要展示華夏文明的建筑發現與文化。無論是面對歷史還是現今的星空，我們要向那些懷抱夢想、不懈探索的中外文化先輩致敬：從張衡按赤道黃道設計出渾天儀，到哥白尼、伽利略們用簡陋的望遠鏡躲在修道院里觀察星夜以及終于發現幾十年造訪一次地球的彗星。同樣，中國歷史上的建筑大家如李誡的《營造法式》，反映了11～12世紀中國工程圖學的科學成就。宋代為我國古代工程制圖發展的全盛期，《營造法式》各卷內容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所云：“《營造法式》三十四卷，宋李誡奉敕撰，原本顛舛失次……”。從現在看來，李誡及其《營造法式》體現了建筑師和圖學家的人文素質，反映了科學技術與藝術結合的必由之路。清代建筑世家“樣式雷”家族在世界建筑史及科技史中的不朽地位更不該忘記。
二、要培養中國建筑文化的公眾修養。吳良鏞院士從提高全社會的建筑理論修養方面強調，中國有輝煌的建筑文化遺產，但理論“富礦”尚待發掘和提煉；中國迄今還未揭示出如李約瑟所指出的中國設計理念的高度條理性、結構性、分析性和綜合性；要相信并承認中國建筑文化對于世界建筑文化的發展過程終將是大有作為的。對此，傅熹年院士強調，中國建筑以木結構為主體，采取在平面上展開的院落式布置，并形成獨特的建筑體系；研究建筑文化遺產其意義至少體現在兩方面：它既是中華民族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證明，又是代表我國優秀的民族建筑文化傳統的載體，有助于建筑事業在當前的“世界化”大潮中努力保持中國特色與中國氣派，據此要改變“記錄”是工程附屬成果的觀念，并建議使之納入制度。
三、要營造中國建筑文化傳播體系。歷史地看，中國流傳下來的建筑著作鳳毛麟角：隋代的宇文愷建洛陽等，其功甚偉，但可惜記錄有限；宋代的《營造法式》雖是官書，其中包含已失傳的喻皓《木經》，能解讀一些古建筑構造的密碼，但畢竟不算是一部理論性著作；明代《園冶》雖屬罕見的園林、建筑著作，還對建筑、繪畫、文學都有一定借鑒意義，可畢竟不夠充分；古代建筑世家“樣式雷”的研究整理以及20世紀30年代以來朱啟鈐及其中國營造學社的功力之《哲匠錄》，都有中國古建筑奇巧富麗之贊語，可缺乏系統性，也難免掛一漏萬。所以，加大力度對中國古代建筑的搶救式研究、整體式測繪、圖文并茂的系統化整理出版已成為一種必然的抉擇，出版傳播更應成為古代及近現代建筑研究與修復技術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就此，可從建筑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視角建言：凡經工程修復的古建筑、設計建造的新作品都要為歷史留下痕跡，這種印記不僅僅是工程報告，更要納入圖文并茂、有分析及創意設計的國家文化遺產出版體系之中。
四、要拓展中國建筑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研究建筑文化即建筑與人的生存實踐、生存經驗及與自然的關系，尋找到可認同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這里不僅有建筑師的文化守望，更有來自公眾的建筑文化學習之企盼。要提高中國建筑文化遺產的國際影響力，必須大力推進觀念創新、科學創新、展示方法創新、傳播手段創新、保護和繼承方式創新等。中國建筑及其建筑文化遺產要立足于世界之林，重在要具備有交叉科學研究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的視野。從基礎學科上看，建筑文化是兼具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文化分支，跨文化建筑傳播與文化傳播學理論的共同基礎是建筑固有的文化性。因此，跨地域的建筑文化遺產傳播的國際影響力，重在處理好“國際化與本土化”議題，重在找尋到商業與消費性、娛樂與文化教育性、流行與通俗性、復制與模式化等大眾文化的認知點。因為，沒有來自中外公眾的理解與認知，有深度且真正帶來國際影響力的文化傳承是很難做到的。反之，缺乏國際視野和社會責任感的建筑文化遺產傳承就一定是有愧于歷史和時代的。
五、要賦予中國建筑文化的科學之思。文化地理學認為研究文化必須考慮文化的空間分布、空間結構及空間演化等問題；文化地理學著眼于文化，尤其重視文化現象的擴散與變化，從空間和時間的側面把握文化的動態特征，即歷史及地理背景下的文化研究。無論是何種文化擴散及傳播方式，它都強化深入了傳播模式即建筑文化遺產源地及傳播區域、建筑文化遺產傳播途徑與終止點以及中國建筑文化遺產與國外建筑文化遺產的相互影響及演化形態。更進一步，建筑文化地理學還要完成建筑史學與文化地理學的綜合交叉研究，比如涉及建筑考古學、建筑景觀學、建筑美學、建筑藝術設計史等方面，對歷史和當下都極具啟發意義。翻閱2010年中國建筑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史書”，作為踐行者，我們在感動發展之快、傾聽真摯聲音之后，更應豎起信念值得堅守的可貴精神。聚光燈下，城鎮化發展日新月異，但缺乏戰略眼光的城鎮大發展之亢奮是需要診斷的。常言道：人無信不立。我們更以為，沒有方向的奔跑是難得幸福的。面對整個社會及城鎮化大發展的現狀，我們的文化遺產保護及堅守是城鄉可持續發展極需的一種文化狀態，是中國建筑文化遺產志存高遠的發展希望，是培養一批獨樹一幟、有膽有識建筑文化傳承人（研究者、管理者、評論家、媒體人、出版者）的必由之路。
當然，肩負中國建筑文化傳承使命并非僅僅如此，還有大量工作要深化，其中熔鑄建筑的批評之魂是學術界、媒體界應著力改進的。這不僅僅因為客觀公正是建筑文化批評的安身立命之本，更在于只有評論之公允、視角之獨特，才有中國文化的正確導向之聲，才有作品評價的話語權及公眾的真正回饋，也才有文化大發展、建筑創作之繁榮。
